一個作家眼中的中國：專訪余華
我們認識的中國作家余華，是《活著》人生大起大落的福貴、《許三觀賣血記》草根十足樂觀的許三觀、《兄弟》個性大不同，卻同樣隨著時代起伏的李光頭或宋剛。
他樸實貼近生活的語言，草根的主角設定，即使被命運操弄仍然散發人性光輝的故事，感動了無數讀者。然而從《兄弟》開始，他的故事發生背景逐漸離開了文革時期，進入了現代中國。從《兄弟》下集開始，社會的光怪陸離及性欲橫流在余華的筆下瘋狂競逐著，這讓許多讀者疑惑或批評，想著：余華接下來要去哪裡？
經過四年後，余華又交出一部作品，卻是一部散文隨筆集《十個詞彙裡的中國》。透過十個詞彙，余華從十個方向來凝視當代中國，同時也凝視著自己的作家歷程和書寫焦點。
書名乍看之下很像政治評論集，內容卻一點也不枯燥；很會說故事的余華，用一個個故事組成十個詞彙，夾敘夾議地，每個都說得活色生香。散落在各篇章裡的，可以看到他組成故事的元素，了解他的成長背景與時代觀，以及和時代脈動緊密結合的，一個中國作家的當代政治社會看法。
誠品站專訪余華，聊聊這十個詞彙，以及十個詞彙之外的余華觀點。
誠品站：在小說《兄弟》出版後的四年，您帶給我們的新作是散文隨筆《十個詞彙裡的中國》。您在訪談中曾經表示，外國媒體總是針對您的國籍，請教您對於中國問題的看法，您對這個現象感到有些無奈苦惱。然而為何現在又選擇寫出「一個作家眼中的中國」？
余華：這個起因，如同我在前言中所說的—二○○九年三月，我在美國期間，白亞仁邀請我前往波姆那學院（Pomona College）講述當代中國。這位老朋友將我的演講題目定為「一個作家的中國」，我在準備演講稿的時候，發現了這本書；我告訴白亞仁計畫寫作這本書，白亞仁立即表示願意承擔此書的英文翻譯。當我回國後決定自己的寫作從十個詞彙出發，白亞仁就將書名建議為《十個詞彙的中國》。
我一邊寫，他一翻譯，從二○○九年四月開始寫，在法蘭克福書展時只寫了四個詞彙，就開始賣版權；全書定稿之後，英文也翻譯完畢了。一般我的書名是我自己想的，只有這個書名是他想的。
寫這本書的初衷，也和埃及的示威遊行一樣，醞釀很久了。我想那麼多年來，我還是很多話要說，光用虛構的方式來說，不夠。有時候，需要用一種非虛構的方式說，說得更加直接一點。
所以，寫完這本書以後，覺得心裡面很痛快，雖然寫完第一篇以後，我就知道這本書不能出版了。在中國，文革雖然不能評比，但是還是可以談論；「六四」卻連談論都不讓。
不過中國網民和學者作家們，已經學會技巧地去發言，網路上無法寫出「六四」，因為被屏蔽了，他們改稱「五月三十五號」。
我還想談談一個現象：我的一名朋友在美國國務院研究中國和俄羅斯網路，兩個都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但是中國大陸的微博特別活躍，俄羅斯微博沒人寫。他才發現：越是管制你，你越想說；沒人管你，你反而不想說了，你覺得說話沒有任何意思了。
就好比現在大陸期待民主選舉多好，台灣現在已經對選舉厭倦了，覺得無聊，我們期待那天，我們可以暢所欲言，想寫就寫；但是當給你這個自由的時候，你發現你沒話要說了。這也是一種矛盾。
誠品站：第一篇「人民」當中，您談到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在那時候，您用故事來定義您心目中的人民，時至今日「人民」的內容已經被置換。不過由於您的書在大陸十分暢銷，您的文字可說是和人民在一起的，您怎麼看待現在的人民？
余華：我之所以要寫人民那篇文章，就是因為結尾那樣的經歷，沒有燈光，一陣熱浪湧來，人的體溫能傳得比聲音還要遠，人民的力量集結在一起的時候的感受。領袖那篇，也是從最後那樣的感受來延伸，因為你對這個詞彙感受太深了，要寫時，你會把別的類似經驗也寫進去。
怎樣能構成「人民」？當我們的訴求趨向一致的時候，人民才會出現。否則還是個體，為了掙錢而吵架。
昨天看新聞，兩個中國旅遊團在台灣阿里山爭上火車，不僅吵架還打了起來，這讓我想到一個故事：一名在美國學習的中國研究生要搭校車，遠遠地看到校車似乎快開走了，他心裡一慌，拔腿狂奔，罔顧眼前規矩排隊的美國人。
美國人看到他這氣勢，趕忙左右讓開，刷～地讓出一條路來；等到他終於上了校車，才意識到「這裡不是中國，這是美國！」他一想起來，就臉紅了，一路紅到學校去。
但我看到這新聞，他們不臉紅，卻讓我臉紅了，覺得真是很羞愧！像這種情況是構不成人民的。
雖然我們所遭受的待遇都不公正不一樣，但是當我們的願望都趨向一致的時候，「人民」才會出現。而現在在什麼情況下才會出現人民？我在網路上感受到的，當你批評官員和有錢人的時候，人民才會出現。但這也不是非常好的現象。他不知道批評官員和有錢人的時候，更該批評的是背後體制的問題，但他們不關心。所以「人民」這個詞彙，我覺得只有六四時出現過，從此沒出現過。
當然，我們大陸出現過很多群體性事件，很多網民的上網聲援自焚事件等等，但是這樣的「人民」曇花一現，出現幾天、一個禮拜，最長一個月又消失了。網路和新聞都是一樣的，大家都關心新的，遺忘重要的。
我在想，當下一次人民這個詞彙，以正式大規模的方式出現的話，不知道中國會變成怎麼樣。
誠品站：在「領袖」「魯迅」等詞彙當中，想到了一個詞叫「樣板」。在今日，樣板是否依然存在呢？
余華：現在用新的方式在替代舊的方式，但是基本上還是那個樣板。譬如我今天參加台北書展的新聞發佈會，我覺得比大陸說得要好多了，他至少說得沒那麼長，要是改在北京和上海，介紹的時間起碼要一個小時以上，可能因為被批評得多了，慢慢也學乖了，但是一聽內容，還是樣板。
作家也一樣，你讓一個作家到處去演講，他慢慢也會變成樣板，因為都是那些話重複來重複去，他要隔幾年以後才會有新的東西出來，否則還是樣板。所以我想，這個很難迴避，無非是有些人的樣版很呆板，有些人的樣版很生動。
官員說話的八股樣板很難避免，因為官員在公開場合的說話是很謹慎，很緊張的，但他私底下肯定不是這樣子。
我倒是真的不反對中國官方發言的方式，我只是希望他們說得短一點！這方面，可以考慮和台灣學習。一個短的發言，就算不好，也還行；一個長的發言，就算很棒，感受也會很糟糕！
誠品站：「閱讀」、「寫作」是從舊的集子裡摘出的，但是寫得更完整。有關這兩件事情，您是否可以給今日年輕人一些建議？
余華：只有一個字，寫。寫作裡面的寫，就好比人生經歷一樣的，沒有經歷怎麼會有人生呢？經歷越多，人生越豐富。
寫就是這樣，你不寫，就不會知道什麼是作品，也不知道能夠表達出什麼東西出來？在這個世界上，最笨的方式往往是最聰明的方式，你想要找一個聰明的方式是找不到的，笨方式反而是好方式。
我一般是不願意向人推薦書，因為每個人人生經歷不同，對我有用的書對別人不見得有用。閱讀當然非常重要，因為閱讀能增長知識，也能讓心裡越來越健康。我們生活在現在的社會，人們內心深處的巨大壓力需要發洩，通過一個虛構的人物，你為它的命運哈哈大笑或哭泣，你為他的命運擔心，在某種程度上也減輕了自我的壓力，一方面也增長了自我的資質。
一個好的作家或評論家，必先是一個好的讀者。一個在社會上的成功人士，他也會讀，他可以讀到想要的東西。
在閱讀時，你也不要在乎名人或身邊的人的說詞。那怕你朋友說這書有多麼的好，但你讀了幾頁之後，你覺得讀不下去了—這可能會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那些名人們說話靠不住，你朋友可能就是信名人的，名人說假話的機會多，因為他們說話機會多！第二個原因：這可能是本好書，一個人和好書相遇是需要緣分的，你可能還沒到和他相遇的時候。
這就是我在魯迅中寫到的，我中小學時實在不喜歡魯迅，等到我三十六歲再讀到時，我突然發現，我命中注定的相遇時間，應該在三十六歲，而不是十六歲。如果我那時候不喜歡魯迅，硬要我讀是讀不出東西的；但是當我已經到了時候，我就能夠讀出箇中滋味。
誠品站：您為「草根」賦予了生猛的力量，更像「草莽英雄」。「草根」成為「新權貴」的影響力為何？
余華：草根也會有變化，一部份人會選擇進入官方主流之中，但真正的主流我們目前是看不見的。
我從知識份子的角度來舉個例子。從八十年代起來的知識份子，無論是學術、做生意或者走上仕途的，成功的人，大部分都是草根。畢竟高級幹部的孩子少，中國大陸那麼大，那麼大的舞台，很多人可以給你機會。老權貴的孩子那怕佔了大的地方，也沒辦法通吃，因為顧不過來。
在八十年代，經歷了思想解放運動，大家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但經歷了九十年代，這群人馬上就分開了。一群人為錢說話，一群人為官說話。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現在卻不論科班與否，一概缺乏兩個知識份子的基本特色：獨立性、批判性。
這群草根成功之後，他們也不一樣。有一群人可能沒人知道，他們很成功，用他們的方式慢慢在改變這個社會：有很多人捐了很多錢卻不欲人知，有些人行善卻很高調…做慈善，當然說各種方式都應該鼓勵，只不過我比較不認可那樣的方式。
我們的草根非常的複雜，不管在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都有一群草根有很廣泛的影響力，他們可能會影響中國今後發展趨勢；但是草根當中那些優秀的菁英們，他們是否能夠達成共識相當重要，但目前還看不出來。
忙著作秀的人，就不用抱有期望了，不同朝代都說當政當權者好，不論草根或權貴，都是一樣。
誠品站：「山寨」、「忽悠」這兩個字，差不多也是年輕一代對於中國的理解。這兩個詞彙怎麼會突然風靡起來？
余華：「山寨」和「忽悠」這兩個詞彙，在大陸一出現就風靡，至今風靡，其原因就在於九零年代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之後，價值觀的混亂所帶來的。
這兩個詞，代表道德判斷已經不重要了—山寨讓「盜版」在輿論上合法化了，而忽悠把「欺騙」鬧劇化了。
「忽悠」這個詞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當真了」。說「欺騙」，大家是不能容忍的，但是用上忽悠這個詞彙，意思反而變成「誰讓你被人欺騙，你自己是個笨蛋！」
當一個人被欺騙之後，不會對騙人者產生憤怒，反而譏笑被騙者？這讓違反道德的行為，逐漸成為合理的存在。
等到這兩個詞消失的時刻，可能價值觀又能清晰起來。我覺得這兩個詞就是代表大陸亂象叢生、光怪陸離的社會，現在你用任何誇張的詞說大陸當代，一點都不過份。
誠品站：中國即使內部有許多矛盾紛爭，對外依然有無比自信的民族態度，有時甚至理盲；也想要問問您有關於「民族主義」的想法？
余華：民族主義並不是中國根深蒂固的思維，更多是情緒化的表現。人民需要發洩，對生活不滿的人也會「藉題發揮」，尤其大陸題目不是那麼多，有些題目被限制了，民族主義可以讓大家找到知音，不會覺得孤單。
中國老是宣傳國家了不起，自我感覺很好，也會導致民族主義的盛行，但民族主義的心態起源也很複雜，常因人而異。
我發現，在北京奧運會前後，民族主義就發生變化了。北京奧運會前，年輕人要是在網路上說中國壞話，大家會群起而攻之，你不能批評。北京奧運會後，卻可以批評了，因為這群年輕人發現：我們怎麼找不到工作了？為什麼我所熱愛的國家，沒有給我工作？
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國大學生就業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奧運會以後經濟衰弱，條件越來越差。他們會去思考：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轉而對政府官員不滿，民族主義的情緒反而沒有這麼強烈了。
誠品站：看您的微博，知道您最近去了一趟埃及，遇上了抗議。作為一名旁觀者，您怎麼看待這次的經驗？
余華：這次的經驗，我覺得和六四有點像。我在開羅電視中看到，坦克進來以後，那些示威遊行的人們爬上坦克，拉著國旗，拼命拍照。非常像六四前戒嚴的時候，坦克進來，人民去給他們送水，教育他們，說明你們不該這樣做。
現在想想六四真的是發生的早。當時的社會矛盾真的不突出，一九八九年農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工人是九十年代才開始失業的，六四剛好在這個時間交界點發生。
在那個時代，發生了那麼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我想還是文革的影響，甚至熱情的一種延續。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六四又影響了蘇聯解體，東歐的變化，社會主義一下子就全完了。
像這次埃及的抗議事件，也影響到葉門、敘利亞、約旦等周邊國家。以此對照，六四的國際意義還是很大的。不過埃及確實是社會矛盾極其尖銳而爆發了抗議，六四發生時，則是社會矛盾尚未那麼的衝突。
誠品站：「當他人的疼痛成為我自己的疼痛，我就會真正領悟到什麼是人生、什麼是寫作。因為中國的疼痛，也是我個人的疼痛。」您在書中寫下了許多中國的疼痛，但這樣的疼痛，您認為有得治癒嗎？
余華：當今政府對於某些爭議話題，由於民意越來越強大，有點被迫的在改進。不過，治療我們中國當代疼痛的權力，不在我的手上，也不在其他人手上，是在政府手上。
這個疼痛，有點像人生病之後產生的炎症。我希望我們能將疼痛拿出來，而不是只是掩蓋起來，反而讓傷害逐漸擴大。及時拿出來治療，可能會比較快康復。
到目前為止，這種治癒疼痛的主動權，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上，因為很多事情，是沒有民意的，立場相似地去討論一個話題的機會，是很少的，反而更多話題是被人忘記或不關心的。透過文學的影響，那怕有的話也是很微小的，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誠如書中我所寫的：「三十多年來雜草叢生般湧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被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樂觀情緒所掩飾。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去尋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
我還是希望發揮這小小的影響力，尋找出這些原因，懇切地寫出真正的想法與情感。
資料來源：http://stn.eslite.com/Article.aspx?id=1036
如何評價張藝謀的電影《活著》？
改編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肯定是必要的，但是得在秉承精髓的前提下啊！當然具體有什麼情節都不重要，把劇情改到現代，把福貴改成女的，把地主的身份改成乞丐，統統都不重要，但是前提是：余華由老黑奴有感而發的感情不能變。這一基本精神改動后，哪怕再出色，也只能算是《活著》的同名小說了。那麼這部《活著》的同名電影，就只能說借用了余華的框架，拍了張藝謀自己的東西。 我忘記是誰說過的一句話，就是導演千萬不要比觀眾傻。這話一聽就很提氣，可能是因為我默默地把自己與導演比較了一番。《活著》這部同名電影吧，感覺是電視劇的套路，導演希望讓觀眾跟著某些傻缺的行為跟著擔心跟著糾結。可我要是付了錢去電影院看電影，我希望能把票錢要回來。
原著里，龍二是一個精明得無以復加的有著長者風範的混混，他不輕易與人賭博，且賭注很高，一般人和龍老爺賭不起，當然我們的福貴少爺是賭的起的。龍老爺穿著講究，也有排場，對賭的時候要有人伺候著毛巾等物件。龍老爺在這裡落下腳是憑藉當年與當時的賭場老爺在賭桌上的一場大戰，龍二勝了，老傢伙覺得江山代有才人出，就解甲歸田了，龍二接管了這片地盤。人們對龍二老爺尊敬有加，富貴少爺對其他人可以幺三喝四但眼神上都絕不敢對龍二顯示出不屑。此人物可以參考《天下無賊》「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的賊頭老大哥——黎叔。可惜，老謀子給進行了改編，在電影里龍二成了既下作又猥瑣，賭博的過程中還不時拍馬屁的不入流的混子。這樣的改編是因為就可以符合「既暴露了醜惡，又鞭撻了醜惡」的規定嗎？如果真是這樣，我倒對張藝謀導演有了些理解。福貴在賭場中的表現也不令人滿意。全部家產賭光之後，別人問，你現在拿什麼來賭？葛優竟然在暴怒中發起了瘋：我拿命跟他賭！哎呀，這個時候的葛優畢竟還是太年輕嘛。原著中的描寫大致是：福貴立刻就蔫了，以前有錢說話也有底氣，正所謂財大氣粗。現在身無分文，別人叫他少爺竟然都不敢答應了。福貴他老爸的表現與福貴類似，聲音也不那麼洪亮硬朗了，說話也變親切了，拉屎都不敢忘乎所以地啊啊叫著拉了。唉，反派太弱主角又太稀里糊塗。
看個聰明人講述的關於聰明人的故事就那麼難嘛？！或者是一個聰明人講述的一個有關無可奈何的故事也行啊！怎麼偏偏就是一個著急的人講了一個著急的故事呢？！原著中沒有關於皮影的影子，是張藝謀先生給添加的，晚輩以為，添加的是比較生硬的，因為皮影出現的實在是太突兀了。給我的感覺就是老謀子為了在國際上獲獎硬生生的在原電影的基礎上插入了具有濃厚中國特色名族風味的民間藝術。如果把皮影去掉，根本不會影響情節的推展。甚至影響了小說的精髓，皮影欲發吸引眼球，則福貴在痛苦中的掙扎越被忽略。本片已經成為這樣一個故事，過去的浪蕩公子因愛好賭博淪為赤貧，終因與皮影的不解之緣過上幸福快樂生活。
還有，戰爭場面描寫還是太幼稚，不知是不是因為經費緊張。好像整個戰爭就是兩個人蹲在戰壕里，這個對另一個說，兵敗如山倒啊，於是就戰敗了。刪掉吧，還原不出原著中戰場中的迷茫不知所措的慘烈，那就不要這個鏡頭了唄。
2005年 8月29日，余華到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和讀者暢談《活著》及現實生活對其創作的影響。余華表示：《活著》講述的是一個人和命運及生命的關係，講述中國人這幾十年是如何熬過來的。而這個小說題目是一次午睡時突然想起的，他認為「活著」這個詞充滿力量，不是喊叫，也不是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http://www.epochtimes.com/b5/5/9/4/n1040759.htm）
有評論家評論余華的作品有一種荒誕的真實。余華回應：中國的現實本來就是荒誕的，無論是過去的文革，還是巨變中的現在。關於文革時期，他舉例說：文革中毛澤東的像滿街都是，毛主席語錄連廁所牆壁，甚至痰盂裡都有。枕巾上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床單上印著「在大風大浪中前進」，這個細節就被寫進了小說中鳳霞新婚的床上。關於現在，他說：現在大陸常發生礦難，一有礦難就有不少記者來採訪，煤礦的領導就偷偷摸摸塞給記者「封口費」，後來礦難一再發生，就來了很多假記者來要「封口費」。結果附近地區的旅館、飯店天天期待著發生礦難，多一些人來吃住，好給他們帶來多一點的經濟效益。（http://www.epochtimes.com/b5/5/9/4/n1040759.htm）
上私塾時我從來不走路，都是我家一個雇工背著我去，放學時他已經恭恭敬敬地彎腰蹲在那裡了，我騎上去後拍拍雇工的腦袋，說一聲：「長根，跑呀！」雇工長根就跑起來，我在上面一顛一顛的，像是一隻在樹梢上的麻雀。我說一聲：『飛呀！』長根就一步一跳，做出一副飛的樣子。
他在學校既不認真讀書，也不尊重老師，老師要他唸書時，他拿起《千字文》對老師說：「好好讀書，爹給你唸一段。」 長大後的福貴好色好賭，更總往城裡跑，常常不回家，福貴迷上賭博後表示：「後來我更喜歡賭博了，嫖妓只是為了輕鬆一下，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樣，說白了就是撒尿。賭博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是又痛快又緊張，特別是那個緊張，有一股叫我說不出來的舒坦。」
終於，福貴在一夕間把家產都敗給了龍二，徐老爺子傾家蕩產為兒子還債，離開祖屋後沒多久就死了。
在小說裡，余華藉著敘事者的眼睛，讓我們看到土地之於農民的重要－－
炊煙在農舍的屋頂裊裊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後消隱了。慢慢地，田野趨向了寧靜，四周出現了模糊，霞光逐漸退去。我知道黃昏正在轉瞬即逝，黑夜從天而降了。我看到廣闊的土地袒露著結實的胸膛，那是召喚的姿態，就像女人召喚她們的兒女，土地召喚著黑夜來臨。
也讓我們遇到像福貴這樣的農民形象－－
他們臉上的皺紋裡積滿了陽光和泥土，他們向我微笑時，我看到空洞的嘴裡牙齒所剩無幾。他們時常流出渾濁的眼淚，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時常悲傷，他們在高興時甚至是在什麼都沒有的平靜時刻，也會流淚而出，然後舉起和鄉間泥路一樣粗糙的手指，擦去眼淚，如同彈去身上的稻草。
福貴的農民性格便由此開展，然而，世事無常，他卻被軍隊抓去當兵了，後來，好不容易大難不死回到家，才從家珍口中知道母親在他離家不久就病死了。原以為只要知足地和家人過著窮困的日子也開心，但兒子有慶竟在捐血時失血過多而死；唯一的在他被抓丁的那一年，發了七天七夜的高燒，燒退後，就成了聾啞的女兒鳳霞嫁了個好丈夫，卻偏偏難產而死；久病的家珍也接著兒女兒離開人世；沒多久女婿又在一次工業意外中死去，而飢餓過度的孫子又竟給豆子給噎死了，最終只剩下送走一個個親人的福貴，和一隻老牛相依相伴。
這位四十年前的浪子，如今赤裸著胸膛坐在青草上，陽光從樹葉的縫隙裡照射下來，照在他瞇縫的眼睛上。他腿上沾滿了泥巴，刮光了的腦袋上，稀稀疏疏地鑽出來些許白髮，胸前的皮膚皺成一條一條，汗水在那裡起伏著流下來。此刻那頭老牛蹲在池塘泛黃的水中，只露出腦袋和一條長長的
脊梁，我看到池水猶如拍岸一樣拍擊著那條黝黑的背脊……
從發生在福貴身上的故事，還有作者所塑造的福貴的農民形象，他代表了中國自古以來農民堅毅、溫厚與認命的人格特質。
余華的小說《活著》，到了張藝謀的鏡頭底下，將福貴從農夫改為沒落的地主後代，他是有意要將這位市井小民經歷大時代的變革－－40年代國共內戰、50年代大躍進、60年代文化大革命－－藉由這樣的動盪把生命的荒誕、無常與生命經歷風雪的蒼勁韌性給表現出來。
電影一開始便藉由沉迷賭桌的福貴，把舊社會的腐敗給點了出來，福貴是資本家（地主）的代表，是後來共產黨所要剷除的對象。當福貴的家產被龍二設計詐賭全輸光後，為了撫養生病的老母只能做做小生意，離家的家珍知道他改邪歸正了，便帶著小孩回家。之後福貴靠著表演皮影戲維生，可是卻在意外中被抓去當兵，在戰場中和好友春生相互砥礪要活著回家。和家人團聚後，遇上「大躍進」運動，福貴一家也如火如荼配合「全民大煉鋼」，希望達到「十年超英趕美」的理想。有慶由於幫忙練鋼，長期缺乏睡眠，在學校時躲在牆角補眠，正好，區長到學校視察，倒車時撞倒牆，倒下的磚頭壓死正熟睡的有慶，而這個區長竟是春生。喜歡開車的春生曾在戰場上說，只要讓他開上一回車，他死也願意。沒想到他真開上車了，還當上了區長，但命運的作弄卻讓他撞死了福貴唯一的兒子，命運的荒誕又於此展現。
鳳霞臨盆時，家珍見到醫院中都是些毫無經驗的年輕護士，為防萬一的突發狀況，萬二喜找了藉口將被文革批鬥的王斌教授「抓來」待命。當福貴得知王斌已經餓了三天，便跑去買饅頭給他吃，他一口氣狼吞虎嚥吃下了七個饅頭，最後噎住了！福貴立刻倒了一大杯水讓王斌喝下，但沒想到吃多了饅頭是不能喝水的；這時，鳳霞正好大出血，在這樣的生死關頭，自身難保的王斌根本幫不上一點忙，束手無策的家人只能親眼看著鳳霞血崩而死。
人物命名的深意
有人認為「福貴」這個名字，真是諷刺，因為他一點也不「福貴」，雖然出身於地主富貴之家，可是卻因好賭，失去所有家產，卻又因為環境作弄，失去了一雙兒女，白髮人送黑髮人。電影還好，落幕時，生病的妻子和女婿、孫子都還在身邊，孫子所養的小雞代表著生命的生生不息的延續；可是小說裡，一對兒女意外去世、妻子病死、女婿公傷而死、孫子吃豆子噎死，最後只剩下他和一頭老牛。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福貴」也還真是「福貴」，因為影片所要傳達的哲理就是只要活著，便充滿無窮希望；另外，最重要的是他的福氣還來自於他的妻子－－「家珍」
我們可以把這個名字解釋為家裡的珍寶，試想如果沒有家珍，福貴的人生應該是要完全改寫了。小說裡家珍對愛好女色的福貴總是一再隱忍，委婉勸說，有一次，福貴又在城裡遊蕩了很多天才回家，他以為會遭遇家珍的臉色，沒想到，家珍居然煮了四道菜，熱情地伺候著福貴，福貴發現這四道菜全一個樣，底下都是一塊肉，上面則是菜。福貴明白家珍是有意開導他：儘管女人外表不同，但睡在床上都是一樣的。而在電影裡，我們見到家珍三番兩次口頭勸誡福貴戒賭，後來，甚至不惜直接到賭場要福貴和她一起回家，她明知會讓自己難堪，還是要付諸行動；可是又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確定吃了苦頭的福貴開始自食其力後，她從娘家拿了些錢，帶著小孩回家，無怨無悔地和他守著這個家。
【苦根】
【饅頭】
小說裡的「苦根」在電影中被改為「饅頭」，影片中家珍正好見到王斌教授狼吞虎嚥吞著饅頭，所以想給孫子起個微不足道的小名，長大的過程就用小名稱呼他，這樣的小名因為不起眼就不會被閻王爺的列入生死簿，若發生意外，因為名字沒有在生死簿上，勾魂使者就會找不到，這樣小命也會保了下來，這樣的說法雖說是迷信，卻表現了人民對食物、對生存的基本渴求。
小說更勝於電影的細節描寫
在小說中，牛鎮長是個不算輕的配角人物，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表面上看起來是為民服務，骨子裡卻是利用權勢，能撈多少就撈多少。荒年時期，大家不斷在翻攪過無數次的田裡找食物，這一次，幸運的鳳霞翻到一個小甘藷，卻被旁邊的年輕人搶去，兩人正在爭執，福貴便和年輕人打了起來，這時，牛鎮長趕來勸架，說他認為鳳霞從不說謊，小甘藷一定是她的，但又苦於沒有第三者在場，無法證明小甘藷不是年輕人的，於是牛鎮長就把甘藷一分為二，一人一半，福貴抗議說有一半比另一半大許多，鎮長說這好辦，便把較大的一半切了一小塊下來，放入自己的口袋裡。
又有一次，家珍回城裡娘家跟她父親要了一點米，回家後將門戶緊閉，開始煮粥給餓得發昏的家人吃，然而，烹煮時的炊煙還是吸引了飢餓的村人闖進了他們家，村人翻箱倒櫃想找出一些米，但牛鎮長卻把這些村人給轟了出去，牛鎮長在把大夥趕了出去後，輕聲請求福貴夫婦分一點米給他吧！家珍只好忍痛抓了一把米放在牛鎮長口袋裡。看著牛鎮長滿足地離去，家珍心疼那些米流下了眼淚。
這個細節寫出了當人性與糧食形成拉距戰時，人性接受著考驗的同時是極其殘忍的，同時，人性絕對不是糧食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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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的意象
在電影中，導演善用「紅色」的意象，去呈現喜氣洋洋，也表現勞動的辛勤與死亡的哀傷。萬二喜迎娶鳳霞時，區長來道賀，送的禮是披著兩條紅色彩帶的毛澤東肖像畫，其他賀禮還有小紅書「毛語錄」；喜事總與紅色連在一起，鳳霞快生產前，福貴夫婦先是送了「紅蛋」跟鎮長報喜；在全民大煉鋼的運動中，也見到大家不分晝夜地勞動，特別在夜晚，煉鐵窯裡噴出的熊熊火舌以及煉就的火紅的熔化的鐵。
黑色幽默
雖然導演為了強調情節的故事張力，而把福貴這樣一個小人物放到一個大時代裡，讓他去經歷生命的起起伏伏與人世間的生離死別，但整部影片並不全是灰色沉重到底，其中有很多黑色的幽默。
片中的幽默在影片開始不久便已見得，福貴沉迷於賭桌，每次賭博輸了就在帳本上簽帳，越輸越多，帳也越簽越多，龍二見他簽名越簽越漂亮，幽了他一默：「近來帳欠了不少，但，字是練得大有長進了！」後來，福貴輸掉家產後，家珍帶著鳳霞和出生不久的兒子回家團聚，婆婆問給孫子取了什麼名？家珍說：「不賭。」福貴當然聽得出是在諷刺他，但也連聲附和說：「不賭。不賭好，不賭好。」
鳳霞懷孕後，萬二喜買酒到福貴家慶祝，家珍要萬二喜多陪陪鳳霞，她調侃說，當年她懷鳳霞的時候，福貴就常常不在家；萬二喜不明究裡隨口說：「爹當時挺忙的。」這時只有家珍和福貴心知肚明他們一起度過最艱難的歲月，也只有他們兩人和隨著劇情起落的觀眾發出會心一笑。
皮影戲的意涵
「皮影戲」從影片一開始便貫穿整部片子到落幕，它陪伴福貴走過生命中的很多階段，所以，其實它是有著重要意涵的。電影開頭便見到皮影戲成為福貴在賭桌消遣娛樂的工具，福貴賭累了，便向老闆表示：怎麼把皮影戲演得這麼差？老闆逢迎著福貴提議說：「演了一天都累了，要麼，您上台給他們示範一下。」沉迷在賭桌的福貴早已每天耳濡目染，便上台表演，讓兩隻男女皮影親熱起來，還發出親嘴的「嘖」、「嘖」聲，觀眾拍手叫好。
皮影戲的興衰說明了「人生如戲」、「生命無常」，而人就像皮影裡的戲偶，面對大環境的社會變遷，沒有主控權，只能在戲台上認真努力地活出自己。
省思與批判
順天知命
小說裡的福貴被塑造得相當認命，他的哲學是：「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緣，做雞報曉，做女人織布，哪隻牛不耕田？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而電影中的福貴，因為時代環境的因素而被塑造成一個既畏縮膽小又戰戰兢兢充滿生存焦慮的小人物。從福貴身上，我們見到余華在小說中對人的生命「韌性」的強調以及「順天知命」的生活哲學；電影中張藝謀對生命延續所給予未來的永不放棄的希望。
再看，龍二處心積慮贏得了福貴的宅院，卻也因此在文革時被打成地主階級，上面要沒收他的大宅院時，他無法適應環境的轉變，而與其有了衝突，最後命喪黃泉；還有片中的牛鎮長多年來為黨、為民忠貞付出，最後卻被打成走資派，.區長春生，也是在政治鬥爭中成了犧牲品，妻子自殺，連他自己也不想活了。
知足常樂
福貴在賭光家產，後與妻子團聚之後，第一次感覺到家人全都在身邊的平凡幸福。後來，他意外被抓丁，又強烈感受到只有家人最好。
危機激發潛力
人們往往在遭遇絕境，才能真正發掘自己的極限和潛力。不肖子福貴哪會料到在窮途末路時，聽進了龍二告誡他的：「當年，無論多麼困難，我都不向人開口。」就靠著一箱皮影，拼命往前衝，成了個有責任心的愛家好男人；還有出身於好人家的家珍，也哪會料到環境逼得她在福貴莫名其妙捲入國共內戰後，竟有能力去支撐起一個家的經濟，還照顧生命的婆婆和一雙幼小的兒女。
這些對家的成就絕對是年輕時的福貴和家珍始料未及的。
原諒別人，等於放過自己
從生存環境修正自己
有一次，有慶問福貴「小雞長大了變什麼？」福貴回答：「雞長大了，變成鵝，鵝長大了，變成羊，羊長大了，變成牛，牛長大了，就是共產主義，就天天吃餃子，天天吃肉了。」到了福貴晚年孫子饅頭也問他：「雞長大了變成什麼？」他的兒子和孫子都正好問到了他同樣的話，而經歷過政治風暴的福貴，他回答孫子的是：「雞長大了，變成鵝，鵝長大了，變成羊，羊長大了，變成牛，牛長大了，饅頭也長大了。之後…生活就會更好了。」此時，福貴已經不再將共產主義視為理想，反而將：「只要活著，生活就會越變越好。」視為努力的方向。
從戰爭思考生命意義
影片中山河變色的戰爭場面，堆積如山的屍體，震懾著、刺痛著觀眾，大時代所加諸於人民的嚴酷，讓我們思考戰爭與生命的意義以及人的存在尊嚴與價值，這也是導演所要強調的。當意外被抓去打仗的福貴與春生驚見在國共內戰（1945~1949）戰場上堆疊的屍體時，春生感慨說：「咱們得活著回去！」福貴馬上回應：「回去得好好活著！」這兩句話扣合著電影的宗旨，說明了在當時能夠活著是多麼地不容易，至於該怎麼樣地「好好活著」，導演利用生命的延續留給觀眾開放式的想像空間。